医策纵横：修补

想当年（1999年），哈佛大学萧庆伦教授领导他的专家小组应政府邀请，分析医疗体制状况，提供医护改革建议。我和萧教授有过讨论：他认为随着人口老化，香港以政府税收提供资源及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体制，很难长久持续下去。我当时认为以政府开支提供总额预算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，公营服务的可持续性应该不是问题。

转眼20年，我们的医疗总开支，由当年的683亿，增加到2019/20年的1896亿，减除通胀，以2019年价格计算，增加了2.6倍，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，由5.3%增加至6.8%。其中过去10年，增长快速，尤其是政府投入到公营医疗服务的开支，以2019年价格计算，平均每年增幅6.3%，超过私营服务的4.3%。目前，公营医疗服务占医疗总开支的53%。政府对公营医疗服务的大量投入，似乎真的看不到可持续性的问题，萧教授是否错了？

萧教授撰写哈佛专家小组报告时，医管局推行公立医院的管理改革，正如日中天。首任主席钟士元先生屡作豪语：「我们的成功会令自己变成受害者。」但萧教授认为管理改革迟早会去到瓶颈，不解决体制上结构性问题，即使有政府不断的资源投入，始终不足以长远应付人口老化需求及市民对质素的要求。从近年医管局面对的困局来看，及经过新冠第五波，我不能不认同萧教授的论据。把时间再推前一点，由1993年「彩虹报告」开始，历任政府发表一份又一份医疗改革报告，提出不少融资改革方案。表中是所有报告曾提出过的建议。

这些建议之中，市民都拒绝任何带强制性的计划。剩下来的，包括政府资助改革、使用者费用改革、自愿医保，都不过是在运行中的双轨制度上修修补补，涟漪过后，见不到有什么效果。殖民政府留下来的双轨制，有着基本的结构性缺陷，不是政府起更多的医院，增加更多的病床，投入更多的公帑，就可以解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