醫策縱橫：修補

想當年（1999年），哈佛大學蕭慶倫教授領導他的專家小組應政府邀請，分析醫療體制狀況，提供醫護改革建議。我和蕭教授有過討論：他認為隨着人口老化，香港以政府稅收提供資源及公立醫院為主導的醫療體制，很難長久持續下去。我當時認為以政府開支提供總額預算，只要經濟持續增長，公營服務的可持續性應該不是問題。

轉眼20年，我們的醫療總開支，由當年的683億，增加到2019/20年的1896億，減除通脹，以2019年價格計算，增加了2.6倍，醫療開支佔GDP的比例，由5.3%增加至6.8%。其中過去10年，增長快速，尤其是政府投入到公營醫療服務的開支，以2019年價格計算，平均每年增幅6.3%，超過私營服務的4.3%。目前，公營醫療服務佔醫療總開支的53%。政府對公營醫療服務的大量投入，似乎真的看不到可持續性的問題，蕭教授是否錯了？

蕭教授撰寫哈佛專家小組報告時，醫管局推行公立醫院的管理改革，正如日中天。首任主席鍾士元先生屢作豪語：「我們的成功會令自己變成受害者。」但蕭教授認為管理改革遲早會去到瓶頸，不解決體制上結構性問題，即使有政府不斷的資源投入，始終不足以長遠應付人口老化需求及市民對質素的要求。從近年醫管局面對的困局來看，及經過新冠第五波，我不能不認同蕭教授的論據。把時間再推前一點，由1993年「彩虹報告」開始，歷任政府發表一份又一份醫療改革報告，提出不少融資改革方案。表中是所有報告曾提出過的建議。

這些建議之中，市民都拒絕任何帶強制性的計劃。剩下來的，包括政府資助改革、使用者費用改革、自願醫保，都不過是在運行中的雙軌制度上修修補補，漣漪過後，見不到有什麼效果。殖民政府留下來的雙軌制，有着基本的結構性缺陷，不是政府起更多的醫院，增加更多的病床，投入更多的公帑，就可以解決！